纽约特教治疗师短缺下 华人家庭困在「有服务、没有人」之间

圣若望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传播科学与障碍系教授、语言治疗师Yan Yu指出，仅仅因为孩子正在学英文、英文说得较少，并不能据此判断存在语言障碍。双语孩子应接受能考虑两种语言背景的适当评估，否则，容易把正常的第二语言学习特征与真正的语言障碍混在一起。(赵Irene提供)

朱青霞一直以为，三岁的女儿正在学校接受语言治疗。这个24周早产、曾在新生儿加护病房住了八个月的孩子，两岁多仍无法说话。进入三岁班(3-K)后，她接受特殊教育评估，打开了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IEP)，其中写明孩子需要的特殊教育服务以及接受服务的频率和方式。女儿的IEP上写明：每周四节语言治疗。

直到接近一个学年过去，她偶然在华人特殊儿童家长微信群里，看到其他母亲谈起孩子的语言治疗报告。朱青霞翻了翻自己收到的材料，唯独没有语言治疗。她觉得奇怪，去问学校，才得知原来的语言治疗师已经离开，此后，没有新的双语治疗师接手，偶尔别的孩子缺席、老师空出半小时，女儿才可能被临时拉去上一节。她这才明白，IEP上的「每周四次」，和孩子真正得到的服务，也可以是两回事。

这并不只是她一个家庭的遭遇。

纽约市公校2024至25学年学前特殊教育报告显示，全市有2万4513项单语语言治疗建议，其中，76.2%在学年结束前已有服务纪录；双语语言治疗共有4483项，67.3%拥有服务纪录。换句话说，近三分之一仍未开始。若按照IEP建议的服务语言计算，涉及中文的双语语言治疗有280项，也只有69.3%有服务纪录。

纽约市公校2024至25学年学前特殊教育报告显示，全市有2万4513项单语语言治疗建议，其中，76.2%在学年结束前已有服务纪录；双语语言治疗共有4483项，67.3%拥有服务纪录。换句话说，近三分之一仍未开始。若按照IEP建议的服务语言计算，涉及中文的双语语言治疗有280项，也只有69.3%有服务纪录。(赵Irene提供)

语言治疗并不是「英文补习」。对有需要的孩子，它可以涉及发音、理解和表达语言、社交沟通等能力；对没有可靠口语的孩子，还可能包括辅助沟通工具。学校里的语言治疗则是特殊教育「相关服务」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帮助孩子参与和受益于教育。

语言治疗并不是「英文补习」。对有需要的孩子，它可以涉及发音、理解和表达语言、社交沟通等能力；对没有可靠口语的孩子，还可能包括辅助沟通工具。(赵Irene提供)

问题在于，一个孩子被评估、取得IEP，只代表系统认定他应该得到什么，并不自动产生一名有空的治疗师。

更难发现的是，官方数字本身也未必能看见全部缺口。2024至25学年，纽约市有3万1945名学前特殊教育儿童，2万8147人已获完整安置，其中，1万7411人被列为按照IEP「完整接受服务」。但对语言治疗、职能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OT)、物理治疗(Physical Therapy，PT)等单项相关服务，市教育局所称的「完整接受服务」有一个重要限制：只要孩子在该学年曾留下该项服务的首次出席或首次治疗纪录，即可被计入「完整接受服务」。

纽约市教育局同时承认，受数据系统限制，目前，无法统计孩子是否只接受了IEP规定服务的一部分。换言之，一名IEP规定每周接受三次语言治疗的孩子，即使实际只上了一部分课，公开数据也未必能反映这个缺口。

赵Irene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2019年底。几个月后，新冠疫情爆发，她辞掉工作，几乎整天在家带他。孩子一岁多学会走路、转头看人、和父母玩，看起来与平常的孩子没有太大的不同，唯一一件事却始终没有发生——他不说话。

接近两岁时，赵Irene突然意识到，原本偶尔还会含糊叫一声「妈妈」的儿子，已经整整一个月没再叫过她，眼神接触也开始减少。她翻出儿科医生以前留下的一张评估联系单，第一次打电话求助。

之后的记忆，赵Irene用一句话形容：「等一下，再等一下。什么都在等。」等评估、报告、再等真正能接手的治疗师。到了孩子两岁半左右，语言治疗和职能治疗才陆续接上。职能治疗主要帮助孩子发展日常生活、精细动作及感官等能力；语言治疗则针对理解、表达和沟通等需要。

孩子进入幼儿园(Kindergarten)后，赵Irene替他选择了纽约市公校第75学区(District 75，D75)。这不是一般按住址画分的学区，而是为需要较高强度特殊教育支持的学生提供专门教学的全市性系统，包括自闭症、明显认知发展迟缓及多重障碍等学生。 赵Irene当时甚至有一点安心：「都已经是D75了，那职能、语言治疗这些服务应该，至少会比较稳定吧。」

结果并没有。

2024年9月，开始读幼儿园的儿子，最初语言治疗照常进行，但次年2月左右，治疗突然停了，却没有人立即告诉她。在开家长会时，她像平常一样逐项问老师治疗项目，老师这才和她说：「他现在没有语言治疗了。」 她此时才知，原来的治疗师已经离开，其他治疗师手上的学生已满，儿子的IEP原本规定每周三节、每节30分钟的语言治疗，在那段时间全部中断。

几个月后，服务重新接上，缺口却没有补平。到下一学年，人手仍然不足。她说，儿子IEP原本规定的三节语言治疗和三节职能治疗，都只能稳定提供两节一对一的课程，小组课却仍没有人手。也就是说，在统计上，孩子明明「接受了服务」，但在母亲眼里，他每周却仍少掉了IEP上白纸黑字写着的那一节。

后来，她又从其他华人妈妈口中得知，教育局另有「课后及周末学院」（After School and Weekend Academy），令部分仍在等待IEP规定的语言、职能、物理治疗等服务的学生，到指定校址补课。可名额同样有限，赵Irene说，去年她替儿子报名语言治疗时没有位置，今年才终于排上。

这些年，她愈来愈会打电话、写电邮、追进度，也愈来愈知道该问什么。但她想到那些刚来美国、连系统名称都听不懂的家长，仍会觉得难以想像。

「我自己会一点英文，都觉得这么折腾，」她说，「我真的没办法想像那些完全不会英文的家长会多被动。」

在真正等到治疗师之前，不少华人家庭，首先要回答另一个困难的问题：孩子到底需不需要语言治疗？

侯女士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都曾让她为「为什么还不说话」这件事操过心，但两个孩子最后走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老二四岁时，幼儿园老师一次又一次找她谈。孩子在学校几乎不开口，想上厕所时，或只是用手势，或发出「啊啊」的声音告诉老师。可一回到家，他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家里说中文，他多少能说一些。这让侯女士也困惑：究竟是孩子真的有语言发展问题，还是他只是不习惯学校里的英文环境？

她因此替孩子申请了评估。四岁那次做的是双语评估，五岁的评估以英语进行，但都没有跨过学校服务的资格门槛。

如今，孩子已基本追上同龄人，侯女士并不认为当年的判断一定错了。只是回头看，她仍有些说不清的遗憾。那一两年之中，孩子主要靠自己慢慢追，而家庭得到的答案大致是「再等等，看他能不能跟上。」她偶尔会想，即使没有正式特殊教育资格，但若有人能提供一些专业语言支持，他是不是不必那么费力地追赶？

老大的故事，却恰好相反。

两岁半时，老大几乎没有真正的口语，主要用「啊啊」表达，甚至连「妈妈」都叫不清楚。但那几年，孩子跟着家庭在美国、中国两边生活，家里也有人安慰她：「贵人语迟。」

四岁左右回到美国后，孩子进了一所教会背景的私立幼儿园，仍然几乎不说话。虽然老师不断告之，儿子在学校从不讲话，但对一个并非语言专业人士的母亲来说，眼前最容易想到的解释仍然是：他是不是因为刚回美国，不会英文？ 直到后来接受医疗诊断及学校评估，她才逐渐明白，孩子的困难并不只出现在英文环境。老大后来获得特殊教育及语言治疗的服务后，侯女士也第一次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

在她看来，「妈妈在家教孩子说话」，和语言治疗师做的事情完全不同。如今，老大的语言已比儿时好很多，但侯女士也因此更难忘那段最初的困惑：一个双语孩子不说话时，究竟是在学另一种语言，还是真的需要帮助？对普通家长而言，这两件事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分辨。

圣若望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传播科学与障碍系教授、语言治疗师Yan Yu指出，仅仅因为孩子正在学英文、英文说得较少，并不能据此判断存在语言障碍。双语孩子应接受能考虑两种语言背景的适当评估，否则，容易把正常的第二语言学习特征与真正的语言障碍混在一起。

在纽约从业九年的双语语言治疗师林靖怡也说，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分清「语言差异(language difference)」和「语言障碍(language disorder)」。刚来美国的孩子可能有一段主要听、较少说的适应期，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困难是否也出现在孩子熟悉的母语中，以及理解、学习新语言、沟通等能力是否都受到影响。她说，双语治疗师若无法亲自评估，评估者至少也要了解孩子的第一语言，必要时使用合格口译，而不能只拿一套为英语单语儿童设计的测试下结论。

人力缺口在这一步就已经出现。纽约州教育厅的数据显示，2023年度特殊教育初次评估中，有1388名儿童因没有核准评估人员能及时提供服务而延误；另有575人明确因「没有多语言评估人员可用」而延误，其中304人超过30天。

人力缺口在这一步就已经出现。纽约州教育厅的数据显示，2023年度特殊教育初次评估中，有1388名儿童因没有核准评估人员能及时提供服务而延误；另有575人明确因「没有多语言评估人员可用」而延误，其中304人超过30天。(赵Irene提供)

州教育厅目前亦设有「双语教育及特殊教育教育人员短缺项目」，明确将持双语延伸资格的特殊教育教师、语言与言语障碍教师(Speech and Language Disabilities)教师，以及双语学校心理学家、辅导员、社工等列为短缺并需要扩大供应的人员。

对未能取得学校服务的家庭，下一步往往只能自己寻找医疗系统。侯女士说，当孩子被告知「不符合」后，学校很少提供一张清楚的下一步地图；家长若仍担心，只能再找儿科医生、转诊医院、确认保险、重新排另一套评估，「但很多家庭听到不符合，也就算了。」

人力短缺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治疗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被削薄。

林靖怡提到一名在医院看诊的孩子。孩子三至五岁时就已被诊断需要语言治疗，但接下来的两到三年，治疗始终断断续续。他没有可靠的口语，早年他曾使用AAC辅助沟通设备，通过图片、符号或电子设备帮助表达需求和意思。可是中间缺乏治疗师长期跟进。等林靖怡第一次看到那台机器时，系统已经旧到「连她都几乎认不出来」。她说，一份IEP可能写着每周三次甚至五次的服务，但在现实里，却可能因为没有治疗师、距离太远等因素，最终只做到一次。

学龄儿童的官方数据也显示出语言落差。2024至25学年，一般语言治疗共有14万8436项IEP建议，其中，96%至少有一笔符合服务时长和形式的「完整服务纪录」（Full Encounter）；双语语言治疗共有1万2785项建议，其中，83%有符合时长、形式及IEP指定语言的「完整服务纪录」，10%只有「部分服务纪录」(Partial Encounter)，另有7%完全没有服务纪录。

市公校对「部分服务纪录」的定义之一，就是治疗的时长和形式符合IEP要求，但因缺乏双语治疗师，实际使用的语言并非IEP指定语言。而这里的「完整服务纪录」如上所述，同样不代表孩子全年每一节服务都已上足，而是系统中至少有一笔符合IEP相关要求的服务纪录。

林靖怡说，治疗师除了上课，还要负责评估、IEP会议和大量文书工作，一旦人手不足，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孩子继续等待。当治疗师的时间被排满，等待就会落到孩子身上。

林靖怡不愿把延误的影响一概而论，因为每个孩子的发展情况不同，但她说了一句很直接的话：「其他孩子并没有停下来。」一个原本就存在语言或发展差距的孩子在等待服务时，同龄孩子仍在继续学习、说话和成长，等到服务真正接上，要追赶的距离可能已经更长。

这种人力压力也并非只存在纽约。国家早期教育研究所(NIEER)早期教育政策专家Karin Garver在特殊教育论坛上介绍该机构的全国调查时说，许多早期介入和学前特殊教育工作者，其实非常喜爱自己的工作，却同时表示「不知道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低薪、高压力、大量个案和不足的支持互相作用，人逾少，留下的人工作量逾高，也更逾留人。

而双语人力池又比整体更小。林靖怡指出，在纽约公校，会说中文还不够，治疗师还须具备相关专业及双语资格，能以中文完成评估和专业书面工作的人因此更有限。

高太太的孩子已经12岁，在皇后区177公校的第75学区六人特殊班就读。这一次缺的不是语言治疗，而是同样写在IEP中的物理治疗。

最初，她甚至不知道服务已经停了。她先是收到一封市教育局的寄信，她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便去问每天都会和她用电邮联系的主班老师。老师一开始还告诉她，孩子「都有服务」，再问下去，才说自己并不清楚「相关服务」的安排，让她去找负责人。

高太太一路追问，才知道孩子原本的物理治疗师早在5月18日就已停止提供服务。她手上的「相关服务授权书」日期则是6月1日，此时距离服务中断已两周，而她实际收到信时，时间又更晚。校方表示，原来的治疗师理应通知过家长，高太太却说，自己没有收到任何电邮，也没有其他通知。

高太太表示，孩子的物理治疗停了以后，学校并没有通知，在两周之后教育局寄来信件，她才方知此事。(高太太提供)

本报查看她提供的第75学区「相关服务授权书」(Related Services Authorization，简称RSA)，上面清楚列明：孩子应每周接受两次物理治疗，每次30分钟，一对一进行。但文档上，家长及治疗师的字段仍然空着。

这份授权书，是教育局在校内找不到治疗师时使用的一种安排。按照市公校流程，学龄儿童需要语言、职能或物理治疗等相关服务时，通常先由教育局所属治疗师提供，若校内没有人，再寻找合约机构，如果合约机构同样无法找到人，教育局便可向家长发出授权书，让家庭自行寻找合资格的独立治疗师，学校或特殊教育委员会也可协助联系。

但「可以自己找」，和「真的找得到」，中间仍隔着很长一段距离。

高太太收到的信封里，附着一大叠治疗师名单。她从离家最近的开始，一个个打电话、发电邮，却迟迟没有回音。翻着翻着，她还发现有些名字在名单里重复出现。她也听其他家长说过，名单上的电话可能已经打不通，人也未必还在接新的学生。她很快明白一件事：手上拿到一张授权书，并不等于孩子明天就会有治疗师。

高太太气的是，孩子的服务停了，却没有人及时告诉她。但对一些刚进入特殊教育系统的华人家庭来说，问题还要更早一步：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去问谁。

朱青霞至今记得女儿刚出生时的样子。2019年，孩子在24周时早产，「差不多只有半瓶矿泉水那么大」，全身发紫，被接上呼吸机，送进新生儿加护病房，一住就是八个月。

出院以后，孩子的肺仍未完全发育成熟，回家后还需要持续吸氧。喂食也一直很困难，奶瓶、汤匙效果都不好，直到有一次朱青霞用针筒喂退烧药，意外发现液体不会从嘴边漏出，她便买来一大批针筒，一点一点地喂奶。她说，那几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只能「边做边学」，想办法把孩子慢慢养大。

可到了语言发展这件事，她连「要从哪里开始」都不知道。

孩子出生时，听力筛检没有通过，医生提醒夫妻俩，她可能有听力问题。出院回家后，他们有时会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想看看女儿的反应。到了两岁，她仍然不会说话，朱青霞心里愈来愈不踏实。那时，她还要照顾一个约五岁的儿子，夫妻俩几乎靠自己撑着这个家，「我们不会英文，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找谁。」

一名护士此时到她家中探访，介绍她去一家服务机构。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就是靠着他人的转介往前走：医院介绍了一个机构，到了那里，工作人员又告诉她还能申请别的服务，「就是一步一步跟着别人走。」她说。

此后，职能治疗和物理治疗陆续有人到家里提供，唯独语言治疗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负责协助的机构告诉她，需要的人太多，「你要等」。这一等，就是一年多。进入三岁班后，IEP虽列明每周四节语言治疗，实际上，却几乎整个学年都没有稳定的双语治疗师。

最初，朱青霞甚至不知道服务已经断了，直到在特殊家庭微信群中与其他家中互通，才发现女儿原来的语言治疗师早已离开，也没有新的人接手。后来她才慢慢明白，微信群里有语言治疗报告的孩子，IEP要求的是英语单语服务，自己的女儿需要双语服务，能接手的治疗师更少。

她当初选择双语，不只是希望孩子能「用中文治疗」。更现实的原因是，她自己必须听得懂。

「如果老师可以跟我说，今天做了什么，回家第一步、第二步怎么做，那妈妈自己也可以学，」朱青霞说。孩子一周真正跟治疗师相处的时间有限，剩下的日子仍然是在家里。如果家长听得懂治疗师为什么这样做、回家可以怎么练，「我们也可以变成孩子的老师。」

但在最早那几年，连看懂一份评估报告都不容易。很多材料都是英文，她就拿手机一页一页拍下来翻译。她最怕的是电话和会议，口译一旦漏掉一句，她便担忧自己是不是也漏掉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几年之后，她才有能力回头替那段经历下一个结论：「不是没有资源，而是我们不知道资源在哪里。」

她说，在纽约，有时资源甚至可能就在家附近，但新移民家庭不知道它存在，也不知道自己有资格申请。她自己的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靠一层又一层的转介、靠微信群、靠与其他华人母亲的偶然的聊天。她从来没有在一开始就拿到一张完整的「地图」。

语言治疗师林靖怡也遇过类似的情况。她说，一些华人家长并不知道在IEP制定过程中，如果不同意学校提出的服务安排，可以提出异议，也可以要求重新召开IEP会议。有家长后来才对她说，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自己，原来可以说「不同意」。

学校拿不到，许多家庭就转向医院，但那里也在等。

从女儿两岁多起，朱青霞便开始在校外替她寻找治疗服务。她原本希望带孩子到布碌仑二大道的NYU接受物理治疗、职能治疗和语言治疗，但排了一年仍没有位置，最后才转到较远的康尼岛。真正开始语言治疗后，她才看到女儿从慢慢发音、说出单字，到后来逐渐能说出完整句子。

赵Irene则表示，替儿子申请外部的语言治疗后，从去年12月一直等到今年4月中旬，服务才开始。每次半个小时的治疗，她需要乘坐来回两个小时的地铁，「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改进，但是我不去做，那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她说，自己像是在「跟时间赛跑」。

林靖怡目前任职的纽约大学儿科医院门诊，同样承接不少在学校及其他地方找不到服务的家庭。据她个人了解，所在门诊等待名单约有300至400个家庭，若从队尾开始排，估计可能需要九至12个月。

她也提醒，学校和医疗系统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学校主要考虑语言问题是否影响学生参与课程；医疗端则更可能处理日常功能性沟通。因此，医院也不是简单替代学校IEP服务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主管特殊教育的纽约市公校包容与无障碍学习部副教育总监傅蒂(Christina Foti)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纽约市确实存在语言治疗师不足的问题，市公校正从招募、评估和服务方式等几个环节补足缺口，相关的大学专业也正通过学费补助和学费报销等方式吸引新人。在华语等非英语家庭较集中的社区，也将增加能使用当地儿童语言的评估人员。她还特别强调，家长不是特殊教育程序之外的旁观者，「家庭始终是IEP团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孩子是否符合资格、需要哪些支持，到最后如何安排服务，都应参与其中。

今年7月，纽约市府宣布在2027财年，投入6750万元扩充学前特殊教育。这笔投资不只增加特殊教育的班位，也试图补上家庭一路进入服务时遇到的人力缺口：市公校将添加10支学前评估团队，共35名心理师、社工、语言评估人员和职能治疗师；另增29名治疗师及专业人员，支持社区三岁班和学前班。除此之外，市府还宣布增加20名行政及社区协调人员，以及100名市公校工作人员，专门协助家庭理解并走完IEP程序。

傅蒂说，依她的观察，过去增加投入后，等待时间即有所下降，她预期新的招聘和评估人力到位后，在下一个学年结束时将会看到改善。

人手之外，傅蒂也把改革指向一个在多名家长故事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治疗师和家庭之间缺乏沟通。 傅蒂表示，从今年秋季开始，市公校将调整与部分外部相关服务机构的合约方式。过去，治疗师主要按照实际提供的服务节数计酬，新安排将改为按日计酬，使治疗师除了上课，也能有工作时间与家长沟通、和教师协调，而不是上完一节课就离开。

这一点直接碰到朱青霞、高太太和赵Irene都曾遇到的困境：孩子的服务已经停了，家长却很晚才知道。傅蒂表示，家长应可通过纽约市学生帐户查看孩子的服务进度；如果出现严重的通知延误，也可向教育局反映。

事实上，需要语言治疗的学生并不是少数。2024至25学年，纽约市共有19万999名持有IEP的学龄学生，其中，6万2440人被归类为「语言或言语障碍」，约占32.7%。在3万4797名同时持有IEP的英语学习者(ELL)中，1万3362人属于这一分类，占38.4%。

添加的人力和制度改革，回答的是接下来如何缩短等待；但对已经走过这套系统的家庭而言，过去几年的时间已经无法补发，孩子早已在等待中一天天地长大。

赵Irene还在一节一节把缺掉的服务补回来。儿子平日在学校拿不到IEP规定的全部语言及职能治疗，她今年终于抽中周末补课的名额。另一边，她又转向医疗系统，排了数月才等到的语言治疗，目前每周两次。她说自己现在甚至不太敢抱怨辛苦，因为至少孩子还有课可以上，而她认识的其他妈妈，有人连周末补课的位置都没有等到。

「你叫我们等——可是小孩一下子就大了。」赵Irene说，「我们真的等不起，这个等待的代价太大了。」

朱青霞的女儿如今已经和当年那个三岁无法说话的孩子判若两人。作为母亲，她曾经拿着手机一页一页翻译英文报告，什么该签、什么可以拒绝，都要自己慢慢地摸索。现在，她已经能把自己学会的东西告诉其他的华人家长，也会自己组织家庭和孩子参加社区活动，她是布碌仑(布鲁克林)第15学区委员会(CEC)的成员，也是英语学习者(ELL)代表，还曾在2025年，向纽约市议会提交证词，再次讲起自己初到美国、不会英文，也不知道去哪里替女儿寻找服务的经历。

采访快结束时，朱青霞又翻出她从保温箱时期到现在的照片。那个出生时只有24周、全身插着管子的孩子，现在在普通公校上学，她在家和母亲说普通话，在学校说英文，会唱歌，也会参加社区活动。

「她真的是一个奇迹。」朱青霞说。

「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当然非常欣慰。」但朱青霞还是会想：「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如果她当时没有等(语言治疗的)那一年，会不会更好？」

（This story was produced with support from the Education Writers Association's Reporting Fellowship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