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对话关恒 「天生就逆反 墙外才真实」

在关恒此前生活的中国小城镇，他很难找到像自己一样脱离集体并能分享独立思想的人，因此他会选择在墙外丰富的资讯中与知识对话。(记者马璇╱摄影)

关恒对话(中篇)

世：你在前面提到身边没有人能理解你。这是否是由于你的觉醒和跳出集体主义导致的？

关：对。大学毕业走向社会后，我一直就处在脱离集体的环境中，平时的社交圈也比较窄。孤独导致我的一些独到观点没办法与人交流，所以只能在墙外与周雪光等名家隔空沟通。

世：然而你成长的油田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城镇，就业也很单一，大家身上的标签都是「某厂某车间」，同时也是整个油田的一员。通常来说，这种地方天生就是一个很「集体」的地方。

关：是的，我们那个地方原本是农村，因为石油勘探才硬生生地生长出一座城市。不过这个城市跟周围原本的村落融合得比较好，所以形成了一个规模比县还大，行政级别却比县小的特殊地方。那里人口不多，大家都在「体制内」工作。

不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被约束，而且我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比如中学时定期换座位、或大学时住宿舍，我都很抗拒。大学毕业后，家里人想给我介绍油田的工作，我也不想去。我在「有集体」的环境上班时间很短，最接近「体制」时是在中石化的采气场做维修工，但也属于合同工，不算体制内。

世：你喜欢「脱离集体」，但在老家那样的环境下，人际关系是否会对你构成困扰？

关： 不会。我跟我家里的亲戚其实关系都比较和谐，我从小都是被他们带大的，长辈都很照顾我。 我小时候其实也被要求向长辈和祖先磕过头。每逢过年，爷爷奶奶会把他们的父母照片挂出来，要求我们晚辈磕头上供，直到我爷爷过世后，我还是会习惯性地磕头。后来，我也记不住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他人还在磕头，但我就只鞠躬不再下跪了，好在家人也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我当时成天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但没人批评我，大家都还是很关照我。因为我会帮忙做饭，所以他们也很喜欢邀请我去吃饭，没有人会以长辈的口气说我「应该怎样怎样」。

面对催婚也是一样。我的长辈只曾尝试过给我介绍对象，但并没有一直在催，因为我一直以来在他们眼里都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他们在稍微尝试后，发现我比较抗拒，于是就默认我有自己的想法，就不再给我施压了。

中国公民记者关恒于2020年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导按图索骥，前往信息封锁严密的新疆拍摄疑似维吾尔集中营的建筑，成为普立兹获奖新闻作品的最重要证据。(关恒母亲拍摄，「中国人权」授权使用)

世：这样看来，你并不是因为受到外界的压力，看世界不爽，所以才逆反。

关：不是。逆反应该属于天生的性格。

世：油田子弟属于城市户口，周边村里的孩子属于农村户口，这种先天的不平等在你上学的时候有体会过吗？

关：也许有注意到，但当时并没有想很多「为什么」，真正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还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了。那时候我曾回想：为什么冬天时我们家里有暖气、有瓦斯，而周边农村只能烧柴取暖？一烧柴，周边空气就会变得非常差，到处都是那样一种浓烈的味道。于是，政府就不让农民烧柴，但我去村里调查后发现，农民们家里虽然也通了瓦斯，但根本用不起天然气，还是只能偷偷烧柴，不然就只能忍着寒冷。

世：听起来，这种印象对你的反思是一种养料，它会加强你「觉得哪里不对」的印象？

关：对。

中国部落客阮晓寰(网名「编程随想」)因分享翻墙法被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七年徒刑。(取材自X前身推特)

世：孤独的觉醒或许会带来一种风险：如果陷入一种封闭循环的回音壁，既有的思想和观点不断自我强化，会让自己钻进牛角尖，逐渐变得偏激甚至偏执。

关：我现在的思想不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闭门造车酝酿出来的，墙外网络上的资讯才是源头活水。在这里，我一定要对「编程随想」表达一下敬意。他当时影响了很多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除了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外，更重要的是介绍了很多好书，我在看了其中一些书后，也开始对中国的一些国内问题、国际角色等，有了更系统的了解。我在前面提到的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就是他推荐的所有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本。它为我理清了中国政府的行为逻辑，如要探究很多历史事实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在这本书里都能找到答案。

这些知识的输入，与我在现实中对中国政府一些行为动机的观察和思考相结合，使我可以时常回看自己的思想是否准确、是否会陷入偏激或单纯的情绪输出。让我的想法变得坚固的，并不是在我刚刚接触到墙外信息时，而是在我真的到了墙外，看到了真实的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时候。眼见为实与墙外资讯的影响相结合，才逐渐固化了我今日的思想体系。

（注：「编程随想」曾是中国著名自由派博客，早年内容多为网络安全、翻墙、反侦察等技术分享，传授给读者反抗当局网络封锁的前沿技术手段，后期亦开始从事政治评论、思想启蒙与反宣传叙事的写作，被大量读者视作赛博觉醒与抗争的启蒙者。2021年，「编程随想」的幕后作者被证实为上海的网络安全专家阮晓寰，据其妻子的口述及多方线索综合推测，阮晓寰为自己建构的隐身安全系统因细微不慎而被中国当局攻破，随后被捕，2023年被判监禁七年，并在狱中遭遇残酷折磨。）

世：通过这些令你受益匪浅的知识输入，是否会进一步强化你的一种信念：「因为中国政府阻止你接触这些优质资讯，所以更说明他们建墙是邪恶的」？

关：我其实并没直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因为我没有先入为主地缺省「我看到的资讯是对的」，所以也不能对建墙行为做出简单的反向定性。我当时只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并根据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去思考：中国政府为何从始至终都把宣传看得极重？结论是，若要维系极权统治的成本可控，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防止民众接触到政府不希望他们接触的资讯。

世：在美国的自由派群体中，有些人会被一种仇恨情绪支配，把「反共」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有些人把反共当成了一个思想或行为标尺，对于一切他们认为是「反共」的人或事，都无条件拥抱，甚至为了拥抱这些人和事，扭曲了自己原本的价值观也在所不惜。但你曾说过，现在没有计划加入他们、成为倡导者或行动者，只想当个普通人。

关：来美国以后，我要独自去平衡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这占用了我很大的精力。独自生活是很累的，要照顾很多事情。而我在面临生活压力时，睡眠也很不好，反过来又加剧了精神压力。那些被仇恨裹挟的人，我觉得也并无不妥，这是正常人性的一部分。但我不是这种人，不然我也不会睡不着觉。

表达情绪非常容易而且爽快，但花时间去真正思考是困难的。我觉得我这个人相对更加理性，我的确会被情绪影响，但对于长期影响我的事情，我不会非常情绪化。也许可以这样总结一下：我对长期性的事物的看法会更理性，因为我有时间去思考它；但在日常中，我也是个普通人，也会被短期突发的事情所左右，导致负面情绪。

我在监狱里见到过一些被抓进来的中国移民，他们很多人表现得非常愤怒，怒骂「美国简直是垃圾，凭什么把我们都抓起来！」那是一种完全情绪化、愤怒的表达。但我当时的情绪很不一样。我刚进去时的状态是：基于案子的不确定性，我感到非常沮丧、焦虑、难过，但没有愤怒。 我会更多思考这些结果背后的原因，我认为，促使ICE做出这些行为的动机，还有美国政治运作中的一些利益驱动机制，其实有些地方跟中国很是相似：都是用国家行政权力推行一些政策，去帮助一小部分人获益。在中国，获益者是那些附生在体制和权力上的既得利益者；在美国，则是那些政府承包商，比如ICE的采购商、或私人监狱业者等等。

世：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思考者？

关：只能说是有这方面的爱好吧。我的思考跟真正的博学者是没法比的，但事实上，我并不需要有多么强的思辨能力和知识积累，只要能跟大多数中国人有一点点不一样，就足以让我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产生质的改变，成为今天的自己。

世：根据你的描述，你在成长经历中没有吃过很大的苦，中共其实也没有直接迫害到你。你在新疆做的这些事，只是出于一种很正常的、普世的正义感，却导致你后面的人生整体变了轨道。很多人说你是个英雄，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关：你可以说我勇敢，但我够不上「英雄」这个标签。我觉得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明知要进监狱却依旧坚守在那里的人，比如编程随想。他当初明明有机会离开中国，却还是选择留下。

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给自己的定义只是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做了一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反」谁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做「城乡随拍」这个系列，很直接的一个原因是：疫情封控在家，天天打游戏，打吐了。我在封控期间也看到了一些公民记者去武汉探访后被捕的新闻，加上中国政府删帖封号压制疫情消息的行为，共同导致我产生了「不妨去做点有意义的事」的想法。至于这件事未来产生什么影响，我当时是预测不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而到了美国后，我的自我定义还是个普通人，能做有意义的事就做，做不了就先顾我自己，我不会以摧毁自己的生活为代价去做事。

我当初开机车横穿中国、骑单车环游台湾，目的都是想做些有意义、有意思的事。过去的人生是值得回味的，我原本就希望我的人生过成这个样， 所以才会一步一步走到现在。为啥我不想进体制？就是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单调的身分。

未来再做影片，还是会以我自己的普通人视角去观察世界，这意味着，我以后的影片，可能不会再指着中国政府的鼻子去骂他们，反而更可能会说发生在我身边的、美国社会的问题。到时，我如果批评美国社会的问题或输出一些观点，我也可能会拿中国作比较，但我大概率不会再去专门做中国议题的影片。

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截自淘宝)